江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跑全国引发新思考
因为一系列社会失信事件的发酵和媒体聚焦，今天，对“信用”一词关注的社会群体更为广泛；因为相互配套的政策出台、企业及个人信用档案的建立和新技术引进，今天，对“信用”深有感触的群体构成更为多元。回首五年前，信用的概念多半还停留在网购时人们对商家店铺的评分认证；五年后，信用信息已能初步实现对个人“肖像”的整体描画。
信用，由一个名词，正发展为一个行业，进而带动起一条产业。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江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又有哪些发展中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专门向省政府办公厅发来感谢函，肯定我省社会信用系统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肯定江苏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出的积极贡献。”1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度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总结交流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祁彪如是说。
回顾过去一年，江苏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
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江苏）”网站在全国第二届信用平台网站观摩培训活动中蝉联第一，苏州获城市组第一；省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优化拓展全面推进，省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取得良好进展，全省部署站点189个；社会信用立法列入2019年立法预备项目；政务诚信专项督察取得良好成效；开通了个人信用信息查询服务；“双公示”第三方评估继续位居全国前三。去年的历次全国重点城市信用监测报告中，我省状况总体都处于全国较好水平，苏州市连续23个月位居第一，10月份，苏州、南京、扬州、泰州、宿迁等市长期占据前10名。
成绩的取得，与健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信息系统水平、增强信息服务能力、提高联合奖惩合力等不无关联。
2018年，我省《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实施意见》和《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等重点领域信用管理制度相继出台；省平台分别与国家、省级部门和各地市共享信用信息26.9亿条、10亿条和22亿条，与74家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实现信息共享，信息流通量进一步增强；转发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奖惩的44个合作备忘录，梳理确认35个省级部门218条联合奖惩措施清单，其中守信激励占到51条，失信惩戒167条；“红黑名单”公示力度进一步强化，全省各类“红黑名单”信息累计达到831587条，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进一步呈现。
过去一年里，42个省级部门信用体系和13个设区市信用体系协同作用，联合奖惩效应进一步放大。13个设区市中，各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门户网站、市场应用与政务应用客户端在建设及运维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的提升，更多信用信息在政务和社会各领域参与流通。
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向好的形势下，一些问题也值得冷静关注。
例如，虽然信用信息流通量增加，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但抛开人口基数对信用信息归集量的影响不看，信息流通量增加的背后，公共信用信息开放限度及其对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的贡献率仍不够强。“关注这方面，不只是从管理角度出发探讨归集信息的质量，更是明确，不论眼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怎样建设，门户网站和客户端如何打造，最终主要的服务对象都是社会。如果大众对数据的应用价值不买账，那么信用建设引入的技术再多，力也使不到刀刃上。”扬州市信用中心副主任李强说。
记者采访中发现，偏向社会精细化管理的公共服务性强，侧重私人日常生活的应用性弱，是目前我省信用信息归集在行业内普遍存在的一项短板，这也印证了2018年度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总结交流会上得出的相关结论——信息融合不够、核心数据时效性不强、个人信用建设薄弱等问题。而由这些问题可能进一步引发的，则是大众对信用信息使用价值忽视、部分已有信息进而闲置的风险。
对此，宿迁市信用办负责人许多认为，解决问题关键要将更多个性化的信用信息融合“放”进一个端口：“能否结合城市发展已有的优惠便民服务，再增加一些奖励措施，与社会信用主体切身利益形成更好的联系，实质是突破屏障的关键。”
然而，增加与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奖惩应用场景并不容易。在宿迁，所有成年人的个人信用记录均与脱敏处理后的“西楚分”挂钩，但当正向激励举措反映在公园门票人工打折出售等方面时，信用等级与折扣力度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掏出手机”“展示信用分”等做法反而增加了售票的复杂性。此外，在一些现有便民优惠上，如何进一步加强激励，激发公众对信用信息的关注，也是许多在思考的问题。
“可以讲，信用信息边界有序开放过程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远不是一项有了数据库、开展了信息归集，短期内就能在全社会立竿见影收获成效的工作。”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即便信用信息流动仍需打通不少关节，与部分原有社会契约在矛盾调解的立场上也存分歧，这位负责人仍对未来省内信用数据深度开放的前景充满信心：“一是国家层面正加速推动信用立法，法律将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好的依据；二是在江苏，房屋租赁、家政、餐饮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对信用的重视也日益提升。保姆资信、家长信用等更多领域的信息，通过相关行业参与，表达社会诉求促进有序放开的前景正在形成。”
2014年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给李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如果政府能把可开放的社会信用数据脱敏后尽数开放，将比企业手中单一的交易数据更能准确提供大众的信用肖像，“不仅数据覆盖面广，数据量多，而且由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在公信力上也有足够的保障。”
借力“政府之手”，仅去年9-12月，扬州全市有统计的信用信息归集总量就达到近2亿条。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供数据的频率和方式看，此前一月一次的邮件上传，也进而转变为走大数据后台一日一传。扬州以外，南京、苏州、无锡、宿迁等市流通的信用信息同样快速增加。
信用信息数量的迅速攀升带来了信用行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机遇不只在向“京东”“阿里”等有用户基础的大企业招手，也将甘霖洒进小微企业生长的土壤。然而，朝气满满的环境下亦有受访者坦言，大至开办信用评级的平台机构，小到路边第三方信用中介门店，虽然人人几乎都认同信用信息市场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但专业门槛低、专业机构资质评定标准模糊、信息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也困扰着当前信用服务市场的发展。
为解决问题，提高信用市场入行门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合理化的社会分工机制。
“即使大数据等技术能在效率上提供帮助，但管理终端终究是人。而且除了人，还有运维和研发需要的资金。综合这些方面看，培育信用市场完全依赖政策倾斜和财政投入的做法是不合适的。”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负责人指出，政府应该牢牢握在手中的，是各项可公开的政务信用信息，例如“双公示”“联合奖惩”等，以及一些公共基础领域信息。而外围特色化、个性化、生活服务化的信用信息，则可以多交由行业协会和市场中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涉及市场化中介能做的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信息查询等业务，政府机构应尽可能退出。”在苏州市信用办主任顾斌眼里，激活信用市场主体活力，就要让中小机构有钱可赚，“非公共基础领域的信用服务，应该更加支持市场定价。”
记者采访时获悉，2016年前后，全省第三方信用中介机构的数量在20家左右。而今天，这一数据已经涨到200余家，其中既有征信公司，又有评级公司。200余家的总体规模放之全国虽位居前列，但由于将主营业务定位在现代信用服务方面的中介偏少，总体市值不大，与相邻的上海仍有较大差距。
“一旦各地信用市场逐步放开，省际、甚至国际间的壁垒进一步打破，‘外来信用巨头’势必对未做好准备的地区市场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顾斌提醒。出于这一考虑，三年前苏州便在省内率先成立了与培育信用市场有关的苏州市信用大数据产业园和姑苏区征信产业园，“目的是吸引优质社会力量，而非旨在圈定一块政府认可的‘信用产业发展特区’”。未来三到五年，两个园区预计均将逐年减少对入园企业的扶持力度，“最终构建的信用产业生态，应是不分区域，均由市场发声、政府和市场协同监管的理想状况。”顾斌说。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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